张国文在荣誉柜前，这里有他捐赠的两枚奖章。 记者田巧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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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武钢退休工人技师张国文要去中国武钢博物馆，那里存放着他捐赠的327件藏品。至今，成为3A景区的武钢博物馆已开馆15年，张国文仍然是给博物馆捐赠物品最多的人。

从红钢城105街的家出来，坐两站公交就到了中国武钢博物馆。出门前，85岁的张国文戴好党员徽章，系好领带，拎上装有15年前博物馆开馆时的出席证的手提袋。

“这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静静存放在博物馆里的327件物品中，有一把他18岁在鞍钢当学徒时用过的木制八折米尺，有一套公家给他买的精致又珍贵的制图仪器；有他70年代获得武钢公司立功的奖章，也有标志中国钢铁行业跨越发展的一米七轧机建成投产的纪念章；还有一本设计院设计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计简介（机密），和在引进一米七轧机时他参与中日谈判时的记录本……从18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长达42年的工人生涯中，这些物品曾经是他工作时的伙伴或者是“好好工作”后获得的荣誉见证。“他们是我一生的荣耀。”

每年“五一”这天，退休工人技师都要来中国武钢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他捐赠的327件藏品，是他42年工人生涯的记录。这里是他的第二个家。 记者田巧萍 摄

在一枚很不起眼的纪念章前，张国文驻足：“看到没？这3根红、白色相间的柱子，就是咱热轧厂加热炉的3个钢烟囱，当时全世界的烟囱都是水泥和砖砌的，只有我们厂是钢烟囱！四节红四节白，一节10米，八节就是80米。四个小圆圈代表四辊轧机，红钢从四辊轧机通过。一米七是指轧机的有效宽度。看，这条红线就是温度超过1000℃的钢板，在轧辊下穿过去穿过来，越轧越薄……”这枚1979年一米七轧机投产时的纪念章，在这位85岁老人的描绘下，再现了火热的生产场景，那份自豪溢于言表。

“1959年底的一天，我在鞍钢上中班，领导来车间跟我谈话，说‘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把你调到武汉，有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啊？’我说，‘只要是党的需要，你把我调到天边我都去，没有困难，也没有要求。’”1960年2月，张国文抱着8个月大的大女儿来到武汉，参加武钢的建设。成为从鞍钢南下来汉的一万多钢铁大军中的一员。来汉一周后，夫妻俩抱着女儿去武汉长江大桥合了个影，因为武汉长江大桥用的是鞍钢生产的钢。这张照片目前被放大后展存在鞍钢博物馆。

在一米七轧机引进建设过程中，张国文参与的3年6个月的设计联络谈判经历，浓缩在他捐给博物馆的一本记录本里。这也是张国文最引为自豪的一段历史。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一米七轧机建成投产后的纪念章。反映武钢大事件的纪念章都像这样质朴形象。 记者田巧萍 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每年要花珍贵的外汇引进300万吨薄皮板。薄皮板做什么用呢？就是用来做高脚痰盂、搪瓷脸盆杯子的。”这本记录本又把张国文拉回到那个火红的岁月。1974年，中国花40亿元人民币从日本和德国成套引进先进的轧机钢铁生产设备，熟谙轧机动力系统的张国文以工人的身份参与了引进一米七轧机的谈判工作。“40亿，当时中国人均5块钱。这是多大的工程啊！”3年6个月，他记满了13个记录本。“从那开始，我一直在一米七轧机工作到1997年底退休。”

在博物馆珍藏的18枚各种奖章中，张国文捐赠了2枚。一枚是他1963年获得“武钢红旗青年”奖章，一枚是70年代获得的武钢二等功奖章。“我在工作中喜欢搞革新，解决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这两枚奖章都与我搞革新有关。”张国文依稀记得，那枚红旗奖章是有一天厂里派人送到他的工作岗位上来的：“这是一种极大的精神鼓励。”

这是张国文2011年的捐赠证书，后来他又捐赠了3件藏品。 记者田巧萍 摄

张国文是小学毕业，来到武汉后，他在武钢业余学校读了三年初中，读到高二时，厂里把他送到武钢业余大学学习，那一年是1965年。“厂里一直在培养我。”那套从一米七轧机兴建用到他退休的制图工具，在博物馆陈列柜里，40多年的老物件，仍像新的一样。“这是当时厂里给我买的，很贵的，我很爱惜。”

张国文一直在一线，这个月就满85周岁的他，声音洪亮，思维敏捷。钢坯温度超过1000℃时，“才能轧得动”。长期工作在高温、高噪声的环境中，张国文大声说话的习惯一直改不过来。在博物馆，有一台武汉产的“红山花”牌摇头电风扇，“那是用我们武钢生产出的第一批硅钢板做的。”他大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家里还有一辆上海生产的凤凰牌28男式自行车，他打算也捐给博物馆。他说：“这辆自行车是用我们生产的第一批自行车用的带钢做的车架。”

老人的眼里充满了自豪，他自豪自己的劳动让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份荣耀穿越时空，永存在他心底。

长江日报记者田巧萍

【编辑：姚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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